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了东北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
时间: 2025-02-03 09:03:52 | 作者: 爱游戏官方网站app王者
1931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沈阳城内突然响起了震天的炮声。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，以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为借口，向守卫沈阳的东北军发起突袭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当时东北军有20多万人之众，而日本关东军仅有1万余人，但就是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下，东北三省在短短半年内就全部沦陷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面对日军的进犯，国民政府竟然采取了＂不抵抗政策＂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当时的东北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？
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时许，张学良正在北平的官邸中处理政务。突然，一封来自沈阳的紧急电报送到他的案头。电报中说，日本关东军突然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，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发动了突然袭击。
张学良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，他连夜召集幕僚商讨对策。就在这时，一封来自南京的密电传来，署名是蒋介石。密电中明确指示东北军要＂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＂。
这封密电让张学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作为东北的最高军事长官，他深知东北20多万大军完全有实力与日军一战。但作为国民政府的将领，他又不得不考虑蒋介石的态度。
第二天早晨，更多的电报涌到张学良的案头。沈阳城内，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军的北大营，并控制了沈阳机场。东北军将领们纷纷请战，等待张学良的命令。
就在这个危急时刻，南京方面又发来一份更加明确的电报。蒋介石在电报中表示：＂目前剿共为第一要务，对日应采取忍让态度，以免刺激日方，扩大事态。＂
这份电报背后的真实原因是：当时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第三次＂围剿＂红军的军事行动。在他看来，消灭比抵抗日本侵略更重要。为此，他甚至在10月初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公开表示：＂内乱比外患更为严重。＂
在南京政府的压力下，张学良不得不向各部下级发出了＂不抵抗＂的命令。这个决定在东北军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很多东北军将领公开表示不满，其中以辽宁省主席朱庆澜的态度最为强烈。
朱庆澜曾在张学良面前据理力争：＂东北是我们的根基，丢了东北就等于断了根！我们有二十多万大军，为何需要采取不抵抗政策？＂
然而，在＂攘外必先安内＂的国策下，即便是这样的进谏也无法改变局势。跟着时间推移，日军的进攻越来越猛烈。仅仅用了五个小时，日军就完全控制了沈阳城。此后，日军又陆续占领了长春、吉林等重要城市。
东北军将士们看着日军长驱直入，却无力阻挡，这种憋屈和愤怒可想而知。吉林军区司令于珍就曾在日记中写道：＂我军数十万之众，竟不能与数千倭寇一战，此生何颜面对故土！＂
1931年底，张学良被迫离开东北，率部南下。在临行前，他对亲信说了一句话：＂此去不知何时还能回来！＂事实上，这一别就是永别，张学良此生再也没能回到这片故土。
不过，张学良的撤离并不代表东北抗日斗争的结束。相反，这片土地上即将掀起更加波澜壮阔的抗日运动...
九一八事变的爆发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，日本就开始了对东北的全方位渗透。南满铁路就是这种渗透最明显的体现。
在1905年的《朴茨茅斯条约》中，日本从俄国手中接管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管理权。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，更是日本控制东北的＂经济动脉＂。铁路两侧的＂附属地＂成为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租界，日本在这里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系统，甚至有自己的警察和法院。
1906年，日本在大连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，简称＂满铁＂。这个看似普通的铁路公司，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。＂满铁＂不仅经营铁路运输，还涉足煤矿、钢铁、港口、电力等多个领域。到了1930年，＂满铁＂在东北的总投资已超过10亿日元，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。
在经济渗透的同时，日本对东北的军事渗透也在悄然进行。1924年，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，日本乘机在东北各地设立军事学校。这些学校表面上是培养东北军事人才，实际上却成为了日本收买、培养军事间谍的基地。
沈阳讲武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这所军校的教官几乎全部由日本军官担任，课程也完全采用日本陆军学校的教材。一位当时在校的学员后来回忆说：＂我们每天都要向日本教官行军礼，连吃饭都要用日语喊＇开饭＇。＂
更为严重的是，日本通过这一些军校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。许多毕业学习成员后来成为东北军的中低层军官，他们中有不少人被日本收买，成为了日本在东北军中的眼线年，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实力已经十分惊人。据统计，当时东北地区90%以上的铁路运输、80%的煤炭开采、70%的钢铁生产都在日本控制之下。日本商人在东北的投资总额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。
日本的渗透甚至延伸到了教育领域。1920年代开始，日本在东北各地开办了大量的日语学校。这些学校除了教授日语，还灌输＂大东亚共荣圈＂的思想。到1931年，仅在奉天（今沈阳）一地，就有超过50所日语学校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能够迅速控制东北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他们早已经通过经济、军事、教育等多个领域的渗透，在东北建立起了完整的控制网络...
就在日军占领沈阳的第二天，沈阳城内就发生了第一起民众抗日事件。一群普通市民冒着危险，在日军的枪口下将一面被日军扯下的旗重新升起。这看似普通的一幕，却标志着东北民众自发抗日行动的开始。
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虽然装备简陋，但他们熟悉地形，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。1931年底，仅在辽宁省境内就出现了十几支这样的抗日武装，总人数达到了一万多人。
不仅是农民，东北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开始了自己的抗争。1931年11月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。队伍高喊着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＂的口号，在哈尔滨市区了整整一天。
在长春，东北大学的学生们更是直接与日军发生了冲突。当日军试图占领学校时，学生们用石块和木棍进行了顽强抵抗。这次冲突中，有5名学生牺牲，但他们的事迹很快在东北各地传开，激励了更多的人投入抗日斗争。
东北的工人阶级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抗争。在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沿线，铁路工人们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日军。他们故意放慢工作速度，有时甚至暗中破坏铁路设备，使得日军的军事运输受到严重影响。
1932年春，在抚顺煤矿，3000多名中国矿工举行了大罢工，抗议日本人的盘剥和压迫。虽然这次罢工最后被日本宪兵队，但工人们的反抗精神却没有被压垮。
东北的商人们也以实际行动表达着抗议。他们开始日货，拒绝与日本商人做生意。在哈尔滨，一位名叫李凤池的商人公开号召：＂宁可把货物烧掉，也不卖给日本人！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些东北的报社和文人也在积极行动。《盛京时报》的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，用相机记录下日军的暴行，并设法将照片传到关内，揭露日军的罪行。
这些自发的抗日行动，虽然形式各异，规模不一，但都表达了东北人民不甘屈服的决心。而更有组织、更大规模的抗日斗争也即将展开...
1932年春天，在长白山区的密林中，一支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在秘密集结。这支队伍最初只有30多人，大多是东北当地的农民和学生。他们用缴获的武器和猎枪武装自己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。
杨靖宇的队伍很快就在当地打出了名声。他们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，专门袭击日军的补给线年夏天，他们在长白山区连续伏击日军运输队，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，队伍很快发展到了300多人。
与此同时，在黑龙江省的东部，另一位员赵尚志也组建了抗日游击队。赵尚志曾在苏联学习过军事，他把这支游击队训练得很有章法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游击队经常深入敌后，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年初，满洲省委决定整合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。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，杨靖宇、赵尚志等人的部队开始互相配合，协同作战。这就是后来闻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的雏形。
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。在冰天雪地的山区，他们经常是白天打仗，晚上挖野菜充饥。一位老战士后来回忆说：＂那时候最难熬的是严寒，有时温度低到零下40度，但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。＂
1934年，一位名叫赵一曼的女员加入了抗日联军。她不仅是一名勇敢的战士，还积极开展妇女工作，组织当地妇女支援抗日斗争。在一次战斗中，赵一曼身负重伤被俘，但她宁死不屈，最后英勇就义。
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力很快得到了检验。1935年夏天，在吉林省的汪清县，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。日军出动了2000多人，还配备了飞机和大炮，但最终被联军打得狼狈逃窜。
这场战斗之后，东北抗日联军的威名远播。各地的抗日志士纷纷前来投奔，队伍迅速扩大。到1936年，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近万人的武装力量。
然而，随着日军对东北统治的加强，抗日联军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。日军采取＂囚笼政策＂，在抗日根据地周围修建碉堡，切断联军与群众的联系。但即便在这种困难情况下，抗日联军依然坚持战斗。
1936年冬天，杨靖宇率领部队在长白山区与日军展开了持续一个月的游击战。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，他们以树皮和草根充饥，依然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。直到1940年，杨靖宇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，日军解剖他的遗体时，发现他的胃里只有树皮和棉絮...
在中国的领导下，东北抗日联军从始至终坚持战斗到抗日战争胜利。他们的英勇事迹，成为东北抗日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之一。不久后，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即将爆发...
1932年2月，当东北三省全境沦陷的消息传到南京时，一位老报人在日记中写道：＂二十万大军，竟不敌万余倭寇，此乃我华夏千年未有之奇耻大辱。＂这句话道出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心声。
东北的沦陷，首先暴露出了中国军事实力的薄弱。在九一八事变前，东北军虽有二十多万人，但其中真正能战的主力部队只有五万人左右。更严重的是，东北军的武器装备严重落后。一份当时的军需统计显示，东北军平均每个士兵只配备了20发子弹，而日军则是200发。
1933年春，一位逃到关内的东北军军官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＂我军与日军作战，就如同马车对汽车，大刀对机关枪。＂这种悬殊的装备差距，直接引发了战斗力的巨大差距。
在军事装备落后的同时，指挥系统的混乱也是一个重要问题。九一八事变发生时，沈阳城内的东北军各部队之间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。当日军进攻时，各部队各自为战，没办法形成有效的协同作战。一位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参谋后来回忆说：＂当晚的沈阳城内，就像一盘散沙。＂
更深层的教训是民族觉醒的重要性。在事变前，许多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认识不足。1931年8月，当东北的一位报人警告日本可能发动突然袭击时，很多人都不以为然。直到炮火轰鸣，日军长驱直入，人们才惊觉大祸临头。
一位当时在沈阳的大学教授在回忆录中写道：＂九一八那天晚上，当第一声炮响传来时，很多人还以为是演习。等到明白过来时，日军已经占领了城内重要据点。＂这种麻痹大意的态度，为日本的突然袭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统一领导的缺失也是一个严重问题。在事变发生后，国民政府采取＂不抵抗政策＂，而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，导致抗日力量没办法形成合力。1932年初，当东北义勇军开始组织抗日时，就因为缺乏统一领导而陷入各自为战的局面。
1935年，一位参加过东北抗日的老兵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：＂若是当初能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日，或许局面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。＂这句话道出了统一领导对于民族存亡的重要性。
九一八事变过后，东北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引起的教训。1933年，在哈尔滨出版的一份地下刊物上，有人写道：＂一个民族要想站起来，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其次要有清醒的民族意识，最后要有统一的领导核心。＂
这场战争也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，只有实现民族的完全觉醒，只有在统一的领导下团结一致，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，新的革命力量正在成长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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